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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靠这些!
作者:cmp体育    发布时间:2019-12-28 05:13    点击次数:次   

  从2010年起,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国,到2017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远远大于美国。但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面临着西方国家越来越明显的警惕和打压,还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传统的规模扩张、低质量增长道路已经无以为继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6月17-19日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建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案例中寻找共识之策。

  犹记5月17日,海思总裁何庭波发表了给员工的一封信中就提到,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对于美国宣布对华为禁令推迟90天实施的决定,任正非更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需要这90天!”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华为自主研发的产品远比我们想象要多了。

  对于华为处变不惊、荡气回肠的回应,成了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常委们议论的高频词。如何学习“华为”的企业经营发展治理经验,培育更多像“华为”一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华为”当前还面临哪些问题,成为多位发言者建言的主题。

  在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看来,华为之所以腰杆硬,就在于领先的5G技术。任正非的硬气,还在于华为的研发投入。正如任正非所说,“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不仅要有像华为这样智能制造领域的“航空母舰”,还需要围绕产业链建成一批“护卫舰”、一批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智能制造的“小巨人”和“隐形冠军”。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明生表示,华为的成功秘诀是它处理好了资金、人才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面向全球融资拿到成本更低的发展资金,网罗了全球最优秀、最顶尖的科学家做研发的同时,用优质的产品质量和先进的技术占领市场。“正是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让华为底气过硬,信心十足。最为关键的是华为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尤其值得制造业企业学习借鉴。”杨明生这样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高洪则表示,华为的强大,不在于收入有多少,也不在于是不是世界500强,而在于它能不能凝聚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用心地做一件事。

  聚焦主航道,保持战略投入,坚持利益分享,为奋斗者创造机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可华为最近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说到这儿,高洪声音抬高了八度:“我刚刚从日本回来,我看到华为在日本的最新情况是这样。”

  高洪告诉记者,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自进入日本市场以来,已建成营销与采购两大渠道,形成个人用户、企业用户和运营商用户三大业务板块,产品覆盖通信网络、IT、智能终端和云服务等众多领域。多年深耕细作,华为在日本已站稳脚跟,销售业绩逐年上升。

  据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华为在日年销售额达14亿美元,采购额高达66亿美元,其总和占中日经贸总额的4%。数据表明,日本已成华为拓展海外市场和全球产业供应链的重要基地,对华为推进地区及全球商业布局愈发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日本市场对5G业务和技术有迫切的现实需要,而且华为很多采购伙伴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后,日本市场的供应链变得更加完善。综合比较后,日本相对优势明显,将是良好的‘试验田’。”高洪表示,但自今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日本追随美国实施禁采指令后,在供销合作停摆与零部件商断供风险叠加影响下,华为不仅以日本为支点进行全球布局的计划受挫,恐影响到华为在日本的发展。

  如何破题?高洪表示,华为作为世界级高科技企业,掌握着信息通信领域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对未来信息技术变革及通信技术标准制定等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们应积极与日斡旋,推动日本为包括华为在内的外企提供自由、公正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维护其正当利益,同时我们应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用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来华投资、合作,真正实现中日之间的互利共赢。

  “总而言之,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不断发展自身、壮大自身,让他们看到,在外力干扰、强敌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反而能走得更快、更远、更强!”高洪最后说。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比其他古代文明或消失、或停滞、或断层,独中华文明脉脉相传,成人类文明的奇观。毫无疑问,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在古代,我国造纸印刷业坐拥“四大发明”中的两席,是不折不扣的“先进制造业”。

  进入现当代,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横空出世,使中国印刷业从“铅与火”一跃入“光与电”,以其技术成果,向全社会昭示了当代中国印刷业,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先进制造业!

  而日前,位于东莞的一家知名港资印刷厂向全体员工发出了停工待产的通知。公司声称因近期订单量逐步减少,公司的经营环境每况愈下,导致公司也不能正常开展所有工作,为保存公司未来发展之延续性和可能性,故宣布全厂停工待产。

  据了解,这家企业是一家成立于1994年的老牌港资印刷厂,工厂拥有占地面积逾1.2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产品主要是出口。虽然这家企业有过颇为辉煌的过去,但是近些年来受到生产成本激增等方面影响,工厂经营状况已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以至于无限期停工待产。

  事实上,目前珠三角外向型印刷企业普遍面临着与该企业一样的困境。接下来将如何面对呢?是否需要将生产设备和核心骨干人员转移到东南亚?

  “众所周知,印刷行业多是重资产,一旦员工散去,摆在车间的昂贵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铁,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萎缩的订单,这家企业选择了无限期停工待产着实是无奈之举。”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黄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多年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黄玲给出这样一组数据,以广东为例,广东省现有各类印刷企业1.61万家,从业人员65万人。全省印刷工业总产值2345亿元,其中年印刷总产值5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有829家。全省印刷工业对外加工贸易额约392亿元,约占全国总额的46%。当中广东省的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有941家,约占全国总数的47%,外资印刷企业投资总额约115亿美元。“由于广东印刷业对外贸易的交易额以及外商投资额占比较大,极具代表性。”

  那么,当前,这些外向型印刷企业面临什么样的困惑呢?黄玲告诉记者,一是国外进口国关税提高带来的影响。从产品结构来说,目前直接受加税影响的是纸袋、文具(纸类笔记本类)、包装盒等印刷品;间接影响是玩具、服装、消费电子等产品多数依赖纸包装需求,随着上述产品出口的减少,引起的包装纸制品需求下降影响巨大。二是为避免因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造成严重影响,出现了部分企业将图书类印刷品的部分订单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特别是7月份图书类印刷品的订单已呈锐减趋势。有部分出版商对已经签订合同印刷品订单进行紧急催促,要求提前交货。三是由于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特别是对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印刷企业,没有与其相适应的灵活用工制度,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影响了印刷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是鼓励印刷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企业的合作,在印刷产能合作、印刷业务投资等领域加强合资合作,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抢抓订单,承接境外加工业务,拓展印刷业对外加工贸易。

  二是建议继续降低中高端印刷设备和印刷耗材的进口关税,加速提升印刷对外加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时提高印刷品出口退税率等实际措施,帮助企业渡过目前的难关。

  三是扩大开放,完善印刷业外商投资政策。建议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放宽出版物印刷外资企业股权比限制,逐步缩小准入负面清单的范围,推动印刷业的加速发展。

  四是建议根据我国印刷企业的特点,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25%降至15%~20%。不仅可以提高现有企业规范运行的自觉性,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可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有利于集聚资源和资本为社会创造财富。

  在国际上,流行着这样一条共识: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高低,只需看一下他们的国标就行。标准是质量的“硬约束”,是技术专利的最高形式,而机制畅通则是中国制造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前提条件。

  “最近,美国担心失去5G通信的优势,利用各种办法打压华为,其中极力想迫使华为失去5G通信标准的主导权,就是一个通过标准之争来获取话语权的典型例子。”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常委会第七次常委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支树平在会上用“华为”的事件直指标准的重要性。

  在支树平看来,这些年,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总数不断增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数量逐年增加,TD-SCDMA、特高压输变电、数字电视、高速铁路等领域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我国的标准体系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仍然明显,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总数的1%,很多话语权都在人家手里,我们必须强力推动标准化战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健全标准化体系,同时多方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合作,推动与各贸易国标准互认,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多话语权和主动权。

  标准为什么这么重要?支树平表示,标准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而且还代表着在制造业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你的产品合不合格你说了不算,要由标准说了算,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在谈判桌上拥有了话语权。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昌顺看来,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先进的标准能够带动从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到重大装备、关键工艺乃至最终产品、整个产业链的质量提高。

  “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讨论旷日持久,其实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他处,而在自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适合所有当下迷茫中的中国制造企业。”王昌顺拿飞机制造举例说,飞机制造是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被称为“工业之花”,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从目前来看,国产飞机和国外成熟产品还有差距,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飞机制造企业和用户之间协调联系机制,及时了解用户需求。对使用国产飞机的企业在资本金、融资、税收、航材、关税、航线和时刻配置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同时加快通用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低空开放,进一步促进航空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国产飞机适航认证,为国产飞机“走出去”打好基础。

  而对于如何畅通机制?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认为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解决:一是高质量发展要求全生产率最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以资本、劳动、资源投入实现的粗放式增长转向以商业模式、管理技能、人力资本和核心技术等要素贡献的集约式增长;二是制造业大不仅是指门类全、规模大,还包括结构转型过程中淘汰低端产业的能力;三是产业发展需要更宽松、更公平的体制机制环境,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改善政府职能,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作用的边界。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标准必须先行、机制畅通。制定‘中国制造’标准,有助于塑造‘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产能。”王昌顺最后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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